以书信为媒，悟大师德风
——西电钱学森班纪念钱学森归国70周年（一）
【编者按】
为深切缅怀钱学森先生，赓续传承其开拓创新的科学思想与矢志报国的航天精神，值此钱学森先生归国70周年之际，FUN88乐天使钱学森班特举办“纪念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70周年读书会”。通过阅读关于钱学森的著作、手稿、书信、传记等，使钱学森班员工深入理解钱学森科学思想与家国情怀，领悟其“集大成、得智慧”的教育理念精髓，激发钱学森班学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钱学森信札录：集大成，得智慧》收录钱学森1934年11月至2009年10月亲笔信件5613封，反映了钱老作为人民科学家和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为中国科技事业、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卓越功勋。
从“七个不”中见大师风骨
2024级钱学森班 易玲佳
我分享的是由顾吉环大校主编的《钱学森信札录》第四卷。初次翻开这本书，我发现每一篇书信下面都会有主题词，涵盖了很多领域，于是带着探索的心理，我被其中的一个主题词“七个不”吸引了注意。
这“七个不”并非高深的专业术语，也不是我们熟知的专业领域。但了解过后，我认为这“七个不”深刻地勾勒出钱学森先生的人格风范与精神境界，包括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科技成果评审会和鉴定会、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年长后不去外地开会、不上任何名人录。
初看这“七个不”，有人或许会觉得这只是一种晚年式的“低调”，甚至是一种“清高”。但当我细细品读那一封封或长或短、或谈工作或聊家常的书信后，才真正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习惯，而是一种极为清醒的价值抉择，一种斩钉截铁的人生立场。
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钱老在1991年11月15日致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的回信。他这样写道：
“我是从来不会搞题词之类事的，所以您们要我为《宝钢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题写书名一事我不能干。我也从来不为别人写的书写序，所以为该书我也不写什么序。再者，我现在已退居三线，不宜再挂什么名誉顾问的头衔，所以我也不能担任宝钢系统工程学会的名誉顾问。三件事我都不干，只能恳请您们谅解！”
类似的语言在信中屡见不鲜，譬如“我一概婉谢题词，这次也不例外，敬恳谅解”，以及“我坚决不同意用我的名字发奖，请谅解”。我们可以看到，钱老的语气始终谦和，却立场坚定、不容动摇。
然而，钱老的“不”，并非冷漠或疏离。恰恰相反，他在婉拒虚名与应酬的同时，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对国家建设、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切实关心中。在他数以千计的书信里，我看到的是他对中国航天、系统工程、高等教育甚至城市治理等诸多领域提出的宝贵建议。他所拒绝的是浮华，所拥抱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思考与奉献。
这种“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的智慧，在当下这个热衷追逐曝光度、看重头衔与资源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我们常常忙于“露脸”、忙于“站台”，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成功。但钱学森先生以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份量，来自于沉默中的坚守、纯粹中的贡献。他没有那么多“场面话”，却留下“两弹一星”的丰功伟业；他没有多少“名誉职务”，却成为中国航天永远的奠基人。
在我看来，钱老的这“七个不”，是一种自律，更是一种自信；是一种风骨，更是一种信仰。它让我重新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人生？于我而言，钱老的言行启示着我：最大的成功，是忠于使命；最高的荣誉，来自内心的宁静和国家的认可。
从沙产业构想看“点沙成金”的科学远见
2024级钱学森班 潘岳
在科学的漫漫星河中，钱学森先生不仅以卓越的航天成就照亮苍穹，他晚年对于沙产业的深邃构想与热切关怀，同样如熠熠星辰，指引着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的新方向。
回溯1995年，那是沙产业发展历程中意义非凡的一年。8月17日，钱老致信刘恕，言辞间满是对沙产业发展的殷切期望与深刻洞察：“一方面有人民的实干家，另一方面有地方政府中的积极领导干部；两者要结合，沙产业就要启动了。我们的基金会能做些这方面的促进工作吗?”这寥寥数语，精准点明了沙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民众实干与政府引领的深度融合，更体现出钱老试图凝聚各方力量，为沙产业开辟发展通途的宏大愿景。
同年9月3日，喜讯传来，当得知沙产业将在河西张掖和武威兴起时，钱老难掩心中的激动，欣然提笔：“沙产业将在河西张掖和武威起步了！我很受鼓舞！”字里行间洋溢的欣喜之情，足以见得他对这片土地上即将展开的沙产业实践寄予了多么厚重的期待。在钱老眼中，河西张掖和武威的尝试，是沙产业发展的重要开篇，有望成为燎原之火，点亮沙产业蓬勃发展的希望之光。
随着时间的推移，12月10日，钱老再次致信刘恕，进一步阐释沙产业的内涵：“新型产业，在缺水但阳光丰富的地方，用高新技术搞农副业生产，达到高效益”。这一阐释，如同拨云见日，为沙产业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在钱老的构想里，沙产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简单农业，而是依托高新技术，巧妙利用沙漠地区丰富阳光资源，实现高效农副业生产的新型产业模式。
1996年5月9日，钱老在致瞿宁淑的信中，再次明确沙产业的定位：“我们称此为沙产业，是农业型的产业”。这一定义，让沙产业在产业体系中有了清晰的归属，也为后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岁月流转，钱老当年播下的希望种子，已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结出累累硕果。如今，全国林草沙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超过1.55万家，沙产业年产值更是突破5000亿元大关。这一辉煌成就，是对钱老沙产业构想的有力验证，更是对他高瞻远瞩战略眼光的最好褒奖。
沙产业的发展，并非简单地追求消灭沙漠，将其改造成绿洲。钱老深刻认识到沙漠生态系统的独特性，从不提倡盲目消灭沙漠。在他看来，沙漠拥有强光照、大温差的自然资源优势，只要合理利用现代节水农业科技等技术，沙漠完全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让沙漠为我们服务”，这句质朴而有力的话语，正是钱老沙产业理念的生动注脚。
钱老提出的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绿色发展一体化理念，在沙产业发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新疆等地的脱贫攻坚战中，沙产业宛如一位神奇的魔术师，展现出巨大优势。沙漠养鱼打破传统认知，为渔业发展开辟新路径；枸杞、肉苁蓉等沙生作物的种植，不仅让沙漠披上绿装，更成为当地民众脱贫致富的“摇钱树”，稳稳托举起他们的小康生活。在阿拉善左旗的沙产业展览馆里，钱老的铜雕像目光深邃而坚定，仿佛仍在默默关注着沙产业的发展，为其指引方向。从沙产业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还能瞥见集成系统和大成智慧的光芒。沙产业绝非单一的孤立元素，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逐渐缩小，劳动者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通过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成长为懂技术、善经营的专家，沙产业也逐步发展成为知识密集型农业产业。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沙产业正沿着钱老制定的方向稳步前行，逐步走向正轨。与此同时，钱老以战略科学家的宏大视野，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的设想，即生物技术引领的产业革命。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浪潮中，随着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充分利用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产业应运而生。钱老的这一构想，在当下这个能源转型、绿色发展的时代，愈发彰显出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学术宏图中现家国担当
2024级钱学森班 林子强
钱学森先生作为我国杰出的科学家和战略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他的一生与新中国的科技发展息息相关。今天我想结合《钱学森信札录》第五卷，与大家分享几个故事，并谈谈我的感受。
《钱学森信札录》第五卷收录了钱学森先生不同时期写给同仁、员工以及友人的书信。这些信札真实、生动，既展现了科学家的严谨思维和学术追求，也传递出他对国家发展的忧思与期许。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封信件，是钱学森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给年轻学者和同事写的信。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科研体系逐步恢复，很多学者在思考：我们的科研究竟应该往哪里走？是单纯跟随西方的脚步，还是要走出自己的道路？
而钱学森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前瞻的观点：中国的科学工作必须和国家发展、民族需要紧密结合，同时要善于跨学科，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结合起来。他在信里也甚至直言，如果我们只跟在别人后面做一些零散的小问题，是难以真正崛起的。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点，更是一种战略眼光和民族责任感。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科研人员都还沉浸在具体的实验、数据和论文里，而钱老已经在思考如何用科学的力量来规划国家未来。这种胸怀和格局，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读到这些信的时候，我很自然联想到我们钱学森班的定位。我们常说“为国分忧、为国解难”，其实就是要像钱老一样，把个人的成长和国家的需要联系在一起。我们学习专业知识，不只是为了做题拿分、发表论文，而是要在未来真正解决国家在电子信息、国防安全、航天航空等领域的重大需求。
接下来我还将给大家另外介绍两封信。它们分别展现了钱老先生淡薄名利的精神品质与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这也与我们纪念钱学森先生归国70周年的主题相契合。
第一封信，是1992年9月23日写给吴义生教授的。在信中，钱老淡然拒绝了学术委员会与编写书目的邀请，他并不在意个人是否“留名”，而是坦诚说明自己已力不从心，并认真推荐他人接替。他的态度平和而真挚，没有一丝私心，只有对学术与国家发展的深切关怀。
第二封信，是1993年3月24日写给钱学敏教授的。在信中，钱老因为一首旧歌而潸然泪下。那首歌勾起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也让他想起了爱国将士与民族的命运。个人的青春记忆，与家国情怀紧密交织。他在信中写道“这首歌使我泪如泉涌”，我好像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依旧心怀滚烫的热血。那一刻，我体会到，爱国并不仅仅是理性的选择，它更是一种深藏心底的情感共鸣，是“此身虽老，心犹赤子”的真情。
以钱老“学术严谨”为镜省己笃行
2024级钱学森班 李振豪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钱学森信札录》的第二部，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老一生坚持的“学术严谨”。在钱老致西北大学经济系胡传机同志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区域经济问题，我以为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划界是个大问题，要有科学、数量的依据，不能议论一番就定”。
在1985年，经济领域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但钱学森坚决反对“议论一番就定”的草率。他强调区域经济划界“要有科学、数量的依据”，这背后是对“学术不能靠空泛讨论，必须以硬核方法、跨学科支撑为根基”的深刻坚持。学术研究不是“想当然”的主观判断，而是要用数据、用科学逻辑筑牢每一步结论。
再看钱老致淮南师范公司中文系杨春鼎同志信中的一段：“讨论学术的文章不能用什么‘习作’来称呼，因为讨论学术是严肃的，写下的每一个字是要作者负责的，不管‘习作’不‘习作’！所以学术论文称为‘习作’没有意义，反而可能带来不严肃的坏习气！”看似是对“论文名称”的较真，实则是对“学术责任”的捍卫。钱老直言，学术不是“练笔”，不能用“习作”来弱化其严肃性——每一篇论文、每一个学术观点，都承载着作者对知识、对读者、对学科发展的责任。这种“一字千金，字字负责”的态度，正是学术严谨性最朴素也最核心的体现。
管中窥豹，我从一封封小小的信件中体会到钱老的学术严谨。而回望当下，警示意义愈发鲜明：我不禁反省自己在学习中是否做到了“严谨”，以后的学业乃至真正做一些哪怕小的学术问题时，是否也能雷打不动的做到“学术严谨。《钱学森信札录》以信件为载体，将钱老的各种珍贵精神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眼前，每每读到，我都能从中汲取到新的力量。这些简短的信件，是先生学术品格的缩影。在追求学术进步的道路上，先生的种种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践行。
于字里行间见前瞻——钱学森先生“科学与文化”思想的时代光芒
2024级钱学森班 陈惠玲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钱学森先生在“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前瞻性思考，这些文字虽写于1988年，却如穿越时空的智慧火种，在今天依旧熠熠生辉。
首先，我想读一下钱学森先生于1988年2月3日致孙凯飞同志信件中的内容：“我动员您搞文化学。第一他重要，愚昧与无知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现在对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文化水平有以下的不十分清晰的想法：每一个成年人要有我们两个现在的文化素养，如果达到钱钟书先生那样就好了。要使老年人自叹不如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而不断努力学习，要下一代胜过下一代。”
钱学森先生的前瞻性，首先体现在他对“文化学”的开拓性认知里。在给孙凯飞同志的信中，他明确指出文化学是综合诸多学问的学科，不是用教育学、文艺学等分支替代，而是要成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学问。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化学”还是个新鲜概念，先生却已清晰勾勒出它的学科轮廓，这种学术洞见，是超越时代的清醒。
更动人的是他对“科学与文化交融”的深刻洞察。他打破“科学归科学，文化归文化”的陈旧壁垒，直言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学艺术也离不开技术支撑。在致郑世芬的信中，他更是提出“科学技术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一全新概念。当很多人还在将科学与文化视作两条平行线时，钱学森先生早已看到它们交汇的光芒。他还在与钱三强的交流中，点明“科学与文化”是热门议题，这份对学术潮流的敏锐捕捉，至今仍具启发。
先生的思考从不止于理论，更立足于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他期盼成年人提升文化素养，以钱钟书先生为标杆，才有了如今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他呼吁老年人持续学习，让下一代在文化传承中超越上一代，印证着如今老年大学事业蓬勃发展、新一代青年深造人数增多的事实。这种对个体文化成长与代际文化进阶的关注，正是科学与文化结合后，对社会肌理的深层滋养。
回望这些文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文化视野，更是一种“前瞻性思维”的生动实践——打破边界，关联当下，着眼长远。在今天这个科学与文化愈发深度融合的时代，钱学森先生的思考如同一座灯塔，提醒我们唯有让科学的理性与文化的温度双向奔赴，才能在时代浪潮中，既拥有硬核的发展实力，又葆有精神的厚度与活力。
短短信件，道不尽先生思想的深邃。但这份“科学与文化共生”的前瞻智慧，值得我们在每一次阅读、每一次思考中，反复品味、躬身践行。
